桂林米粉销售联盟

金实秋|浊酒一杯天过午

汪迷部落 2018-08-24 07:08:42

浊酒一杯天过午

 金实秋


昆明是汪曾祺的第二故乡。在在西南联大的求学生涯,奠定和孕育了他的人生观念、独立思想、审美情趣及文艺学养;并进一步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,为几十年后戴上“酒仙”之桂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汪老于《昆明旅食忆旧》一诗中,开头首句说的就是酒——“重升肆里陶杯绿”,其自注云:“昆明的白酒分市酒和升酒。市酒是普通白酒。升酒大概是用市酒再蒸一次,谓之‘玫瑰重升’ ,似乎有点玫瑰香气。昆明酒店都是盛在绿陶的小碗里,一碗可盛二小两。”全诗如下:

重升肆里陶杯绿,饵块摊来炭火红。

正义路边养正气,小西门外试撩青。

人间至味干巴菌,世上馋人大学生。

尚有灰藿堪漫吃,更循柏叶捉昆虫。

诗的最后一句也与酒相关。汪先生捉的这个昆虫,叫豆壳虫,是用来下酒的。这个虫子专吃拍树叶子,所以要“循柏叶”去找、去捉。汪先生不但在西南联大时捉昆虫下酒,后来到观音寺去做教师了,也去捉这个昆虫下酒。1944年汪曾祺在昆明郊区观音寺白马初中学时,曾用豆壳虫干爆了下酒。这种在柏树林里飞来飞去的昆虫,黑色,形状略似金龟子,捉住它撕去硬翅,在锅里干爆了,撒一点花椒盐则成。汪曾祺说它“好吃”,有点像盐爆虾,而且有一股柏树的清香——这种昆虫只吃柏树叶,别的树叶不吃。(《七载云烟》,载《汪曾祺全集》第六卷)。 “曾跟几个贵州同学在一起用青辣椒在火上烧烧,蘸盐水下酒。”(《五味》,见《汪曾祺全集》第五卷)

有人说,汪先生之所以好酒嗜饮,与闻一多先生不无关系。闻一多先生曾教过汪曾祺,闻先生给他们上课,开讲就是“痛饮酒,熟读<离骚>,乃可以为名士”。汪曾祺很敬重闻先生,也非常喜欢闻先生,他说“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,思想的美,逻辑的美,才华的美。”(见《闻一多先生上课》,载《汪曾祺全集》第六卷)。但是,汪先生并没有说,由于闻先生的开导,他才爱上酒。

不过闻一多的话,显然对汪先生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。汪曾祺的同学许渊冲说:“汪曾祺上过闻一多先生的《楚辞》和《唐诗》”他记得闻先生讲《楚辞》的开场白:‘痛饮酒,熟读《离骚》,乃可成名士。’因为这合乎他把酒读诗的兴趣。”(《沈从文和汪曾祺》,见《汪曾祺之友网》)我以为,许先生此说较为适宜。由此亦可见汪才子之“把酒读诗” ,在同学们的印象还是颇为深刻的。许渊冲当时对汪曾祺的印象是:“我第一次见到汪曾祺是1939年在联大新舍25号门外。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典型的白面书生,清清秀秀,斯斯文文,穿一件干干净净的蓝布长衫,给新校舍的黑色土墙反衬得更加雅致,一看就知道是中文学系才华横溢的未来作家。”(同上)

汪曾祺于西南联大之所以好酒,也跟当时的环境氛围不无关系。由于国难当头、生活窘困而借酒浇愁、这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师生中十分普遍,只不过是汪先生比较突出,比较有名罢了。其最突出、最有名的,当数他一次醉倒昆明街头一事了。

汪先生一直也记得这件事:

“有一次我喝得烂醉,坐在路边,他(指沈从文)以为是一个生病的难民,一看,是我!他和几个同学把我架到宿舍里,灌了好些酽茶,我才清醒过来。”(《自报家门》,见《汪曾祺全集》第四卷)

在西南联大的“醉卧街头”,现在几乎已是文坛上人所共知的旧闻了。不少文章都提到了此事,在汪朗等写的《老头儿汪曾祺——我们眼中的父亲》中,有一段比较详细的记载:“在昆明期间,有一次晚上他喝得烂醉,走不了路,只好坐在路边。沈先生到一处演讲回家,以为是一个难民,生了病,走近看看,原来是爸爸。他和两个同学把爸爸扶到了自己的住处,灌了好些酽茶,爸爸才醒过来。”

作家洪烛曾深有感触地写过这样一段话:“酒使文人忘掉了许多事情,也记住了许多事情。我去城南的蒲黄榆采访了汪曾祺,听他说起半个世纪前和沈从文的师生情谊。他没有回忆更多,只吐露了一次喝酒的经历。这个细节后来被他写在《沈从文和西南联大》的结尾处:‘有一次我和他上街闲逛,到玉溪街,他在一个米线摊上要了一盘凉鸡,还要附近茶馆里借了一个盖碗,打了一碗酒。他用碗盖子喝了一点,共余的都叫我一个人喝了。’然后他感叹一声,‘沈先生在西南联大是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六年,一晃,四十多年了!’文章讲完了。四十多年了,他还记得沈先生点的下酒菜。四十多年了,那碗酒还供奉在他的记忆里,碗是满的。”(洪烛《中国美食——舌尖上的地图》,中国地图出版社2014年版)

这里借机说一下,当时西南联大教授中善饮者亦不少,也有偶尔醉酒者;其校长梅贻琦先生虽有“酒圣”之誉,亦如此耳。为不占篇幅,且摘引金小明《梅公好饮》小段如下:

在《梅贻琦日记(1941-1946) 》中,有这样的记述:

1941年7月18日中午,清华同学公宴,“饮大曲十余杯”,仅“微醉矣”;当月25日晚,赴饭约,“酒颇好,为主人(邓敬康、王孟甫)及朱(佩弦)、李(幼椿)、宋等强饮约二十杯”,仍只“微有醉意”。1945年10月2日所记,他还很能喝“混酒”:“饮酒三种,虽稍多尚未醉”。长期出入酒场,难免也有辞酒误事或失礼的。梅先生也不例外:1941年5月23日晚,清华校友十六七人聚会,“食时因腹中已饿,未得进食即为主人轮流劝酒,连饮二十杯,而酒质似非甚佳,渐觉晕醉矣。”以至耽误了筹款的公事,“颇为愧悔”。同年12月6日又记,赴得云台宴请,因先前“在省党部饮升酒五六大杯,席未竟颓然醉矣,惭愧之至”。大醉之后,梅先生也曾发誓戒酒;1945年10月14日,晚上在昆明东月楼食烧鸭,所饮“罗丝钉”酒甚烈,“连饮过猛,约五六杯后竟醉矣,为人送归家”,遂在日记中表示“以后应力戒,少饮”。而两天后(17日),他又故态萌发,在日记中惋叹:“(晚)约(杨)今甫来餐叙,惜到颇迟,未得多饮,酒则甚好。”(载2016年4月11日《藏书报》)

那闻一多先生亦善饮,早在三十年代于国立青岛大学(后改为山东大学)时即有酒名,时和杨振声、梁实秋等人被戏称为“酒中八仙”。浦江清先生亦是大饮者。今人钱定平曾于《浦江清日记》中发现,浦江清所记之“大宴小酌”竟有七十次之多。(钱定平《浦江清日记之境界》)。而一位名叫燕卜荪的英籍教授亦是酒徒。极端不修边幅而十分好酒贪杯。有一次酒后上床睡觉时,竟然把眼镜放在皮鞋里了。第二天,一脚便踩醉了一片,只好带着坏了的“半壁江山”去上课。(见赵毅衡《燕卜荪:西南联大的传奇教授》,刊2004年11月10日《时代人物周报》)

在昆明时,有几位好朋友是经常与汪先生共饮的,他们都对先生之喝酒有清晰的印象。下面我把汪老的文章与他们的回忆放在一起请诸君分享:

“我有一天在积雨少住的早晨和德熙从联大新校舍到莲花池去……莲花池边有一条小街,有一个小酒店,我们走进去,要了一碟猪头肉,半斤市酒(装在上了绿釉的土瓷杯里),坐了下来。雨下大了。……我们走不了,就这样一直坐到午后。四十年后,我还忘不了那天的情味,写了一首诗:

莲花池外少行人,

野店苔痕一寸深。

浊酒一杯天过午,

木香花湿雨沉沉。”(见《昆明的雨》,载《汪曾祺全集》第四卷)黄裳曾云:“曾祺写《昆明的雨》情韵都绝,……不易忘也。”试想,倘若少了“浊酒一杯”,能有此情韵乎?

 “曾祺有过一次失恋,睡在房里两天两夜不起床。房东王老伯吓坏了,以为曾祺失恋想不开了。正发愁时,德熙来了,……德熙卖了自己的一本物理书,换了钱,把曾祺请到一家小饭馆吃饭,还给曾祺要了酒。曾祺喝了酒,浇了愁,没事了。”(何孔敬《长相思:朱德熙其人》,中华书局2007年版)

“我在西南联大时,时常断顿,有时日高不起,拥被坠卧。朱德熙看我快到十一点钟还不露面,便知道我午饭还没有着落。于是挟一本英文字典。走进来,推推我:‘起来,起来,去吃饭!’到了文明街,出脱了字典,两个人便可以吃一顿破酥包子或两碗焖鸡米线,还可以喝二两酒。”(《读廉价书》,见《汪曾祺全集》第四卷)

巫宁坤也知道这件事,2007年12月6日,作家李怀宇在华盛顿国际公寓采访巫宁坤时,李怀宇问起汪曾祺在西南联大的生活,巫宁坤说:“他是穷得有时候没钱吃饭,就躺在床上,不起床了。朱德熙是他的好朋友,去叫他,朱德熙也没有什么钱,就抱着一本字典去卖掉,一起吃饭。这恐怕是后来的事情,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还可以,他总是穿着很旧的长袍。我们拿了稿费就去文林食堂吃饭。”(李怀宇《巫宁坤:受难心史》、刊《家国万里——访问旅美十二学人》,中华书局2013年版)

在昆明时,汪曾祺还在朱德熙家喝了一顿“马拉松”式的酒。朱德熙的夫人何孔敬回忆说:“一年,汪曾祺夫妇到我们家过春节,什么菜也没有,只有一只用面粉换来的鸡。曾祺说:‘有鸡就行了,还要什么菜!’我临时现凑,炒了一盘黄豆,熬了一大碗白菜粉丝。我们很快就吃完了,德熙和曾祺还在聊天,喝酒、抽烟,弄得一屋子烟雾缭绕,他们这顿饭从中午吃到下午,真是马拉松。”(见何孔敬《长相思:朱德熙其人》)

杨毓珉与汪曾祺既是同学,也是同事,既是文友,亦是酒友,1986年10月,汪曾祺写过一首诗给杨毓珉,题为《毓珉治印歌》,首句即为:“少年刻印换酒钱”。杨毓珉曾在昆明国立艺专中画系学过画画,善篆刻,为解生活之困,其时曾在笔墨店里挂牌为人刻印。杨毓珉回忆说:小试身手,尚不甚恶。一个月可拿到四、五十元,这比联大的贷金高出三、四倍。于是我们可以租房住了,可以星期六不走二、三里路去联大食堂吃那个掺有沙子、谷糠‘八宝饭’了,不时下个小馆吃碗焖鸡米线、卤饵块,喝二两烧酒。(《往事如烟——怀念故友汪曾祺》,刊1997年第4期《中国京剧》)

多少年过去了,汪先生还记住这个事,杨毓珉也忘不了这个事,盖此“二两烧酒”非比今日之二两烧酒也。汪先生去世后,毓珉非常悲恸,著长文痛悼,文末以四言诗一首寄托哀思,其中有句云:“浊酒一樽,奠尔英灵”。如今,两位老友又到九泉一起共饮二两烧酒矣。

当时在西南联大就读的马识途也认识汪曾祺,说他“是我们中文系的一个才子”,还记得他那时“睡懒觉,泡茶馆,打桥牌,抽烟喝酒,读书论文,吟诗作词,名士风流。”(见《想念汪曾祺》,载《你好,汪曾祺》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)

何兆武与汪曾祺曾住在一个宿舍里,彼此很熟,他说:“我宿舍有位同学,头发留得很长,穿一件破布长衫,扣子只扣两个,布鞋不提后跟,讲笑话,抽烟,一副疏狂作派,这人是汪曾祺(刘文嘉《何兆武:如一根思想的芦苇》载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2009年12月25日)”他在《上学记》中提到了汪曾祺喝酒,他说汪曾祺“修长发,好喝酒,衣衫褴褛,颓废不羁。因翘课过多受朱自清微词。汪曾祺有一次喝的烂醉,走不了路,坐在路边,被演讲回家的沈从文先生捡到,让两个同学扶到住处,灌了好些酽茶,才醒了过来。”(生活、读书、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)

在西南联大,汪曾祺还有几位酒友。汪曾祺回忆说:“常一起喝酒的还有朱南铣、王逊、徐孝通。朱南铣是学哲学的,和朱德熙是中学同学,外文、古文都很好、很渊博,手头又有钱(他家在上海开钱庄),有点‘小开’脾气,他们几个人常在一起喝酒。”汪曾在《未尽才——故人偶记》(载《汪曾祺全集》第六卷)中回忆了与朱南铣一起喝酒的往事:“昆明的小酒铺都是窄长的小桌子,盛酒的是莲蓬大的绿陶小碗,一碗一两。朱南铣进门,就叫‘摆满’,排得一桌酒碗。”有一次,朱南铣“请我们几个人到老正兴吃螃蟹喝绍兴酒。那天他和我都喝得大醉,回不了家,德熙等人把我们两人送到附近一家小旅馆睡了一夜。”至于与王逊、徐孝通共酌的情况,汪先生没有写过,也未见其他文章刊载,只好付诸阙如了。

“昆明有石榴酒,乃以石榴米于白酒中泡成,酒色透明,略带浅红,稍有甜味,仍极香烈。”(《昆明的果品》,刊《汪曾祺全集》第三卷)

“昆明的白斩鸡也极好。玉溪街卖馄饨的摊子的铜锅上搁一个细铁条篦子,上面都放两三只肥白的熟鸡。随要,即可切一小盘。昆明人管白斩鸡叫‘凉鸡’。我们常去吃,喝一点酒,因为是坐在一张长板凳上吃的,有一个同学为这种做法起了一个名目,叫‘坐失(食)良(凉)机(鸡)’。”(《昆明菜》,刊《汪曾祺全集》第四卷)

在西南联大期间,有一次汪先生牙疼得厉害,尽管他并不在意,甚至“泰然置之,而且有点幸灾乐祸地想:我倒看你疼出一朵什么花来!”照样活动,腮帮子肿得老高,还能谈笑风生,语惊一座。但老是疼,终是祸胎,汪先生终于决心拔掉它。汪先生在《旧病杂忆·牙疼》一文中追叙说:“昆明有一个修女,又是牙医,据说治牙很好,又收费甚低,我于是攒借了一点钱,想去找这位修女。她在一个小教堂的侧门之内‘悬壶’。不想到了那里,侧门紧闭,门上贴了一个字条:修女因事离开昆明,休诊半个月。我当时这个高兴呀!王子酋犬雪夜访载,乘兴而去,兴尽而归,何必见戴!我拿了这笔钱,到了小西门马家牛肉馆,要了一般冷拼,四两酒,美美地吃了一顿。”(载《汪曾祺全集》第五卷)

汪先生在西南联大饮酒生涯,还在创作上起过作用。汪朗无意中说过一件事。他说,汪老的《七里茶坊》,里面有一个农科所的职工老乔,年轻时走南闯北,到过云南,知道云南的各种酒。市酒、玫瑰重升、开远的杂果酒、杨林肥酒——蒸酒的时候,上面吊着一大块肥肉,肥油一滴一滴地滴在酒里。这酒是绿的。还记得昆明的许多吃食:‘这老乔的记性真好,他可以从华山南路、正义路、一直到金碧路,数出一家一家大小饭店,又岔到护国路和甬道街,哪一家有什么名菜,说得非常详细。他说到金钱片腿、牛干巴、锅贴乌鱼、过桥米线……’。老乔的这段经历显然就是爸爸在昆明上学时的吃喝史,让他改头换面,移植到小说中了。(见《老头儿汪曾祺——我们眼中的父亲》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,“沉醉是一点也不粗暴的,沉醉极其自然。”这是汪先生1946年7月12日发表于上海《文汇报》中《花果子旅行——日记抄》中的两句话,是他在昆明时写的;文末标有时间:三十四年记,在黄土坡。三十五年抄,在白马庙。看来,对于在昆明的“沉醉”,先生是记忆深刻的,也是颇为自得的。

汪曾祺在昆明养成的善饮嗜酒是他在泡在酒里一生的初级阶段,酒仙尚在修练层次上。离开昆明到上海后,汪先生结识了黄裳、黄永玉,三人成了挚友知交,既是文朋,也是酒友。于酒似乎也又上一个台阶了。

汪先生的老朋友黄裳回忆说:“认识曾祺,大约是在1947至1948年顷,在巴金家里。那里经常有萧珊西南联大的同学出入,这样就认识了,很快成了熟人。常在一起到小店去喝酒,到DDS去吃咖啡,海阔天空地神聊。”(黄裳《故人书简——忆汪曾祺》,见《你好,汪曾祺》,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)那时,汪先生与黄永玉已成了好朋友,‘常在一起到小店去喝酒。’(同上)1948年3月,汪曾祺离开上海到了天津。他下了船就找酒喝,在他给黄裳的信中写道:这儿馆子里吃东西比上海便宜,连吃带喝还不上二十元。天津白干没有问题要好得多。因为甫下船,又是一个人,只喝了四两,否则一定来半斤。你在天津时恐还是小孩子,未必好好地喝过酒,此殊可惜。”(同上)

黄裳还保存着汪曾祺1947年前后从上海致远中学给他的一封信。这封信,没头没尾地抄了一篇不知从什么笔记上看来的故事,信末云:

饮酒不醉之夜,殊寡欢趣,胡扯淡,莫怪罪也。慢慢顿首。(《也说曾祺——忆读汪曾祺代序》)见苏北《忆·读汪曾祺》,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)从黄裳的回忆中,我们不难看出,那时的潇洒才子汪曾祺于酒的亲密接触是何等频繁,何等沉酣,又何等潇洒啊!

在上海,除了与黄裳、黄永玉常常欢饮外,在学校里也时有“酒事”,此不见于他人文章,见之于他的小说《星期天》,小说中写道:

“我就是因为到上海找不到职业,由一位文学戏剧界的前辈介绍到他的学校里来教书的。他虽然是学校的业主,但对待教员并不刻薄,为人很‘漂亮’,很讲‘朋友’,身上还保留着一些大学生和演员的洒脱风度。每年冬至,他必把全体教职员请到后楼他的家里吃一顿‘冬至夜饭’,以尽东道之谊。平常也不时请几个教员出去来一顿小吃。

离学校不远,马路边上有一个泉州人摆的鱼糕米粉摊子,他经常在晚上拉我去吃一碗米粉。他知道我爱喝酒,每次总还要特地为我叫几两七宝大曲。”(见《汪曾祺全集》第二卷)小说中的我,即汪公本人之化身也。



本文配图和文字以及音频未注明作者的,敬请作者联系微信君加注


汪迷部落 ∣一个汪迷的公众号

投稿热线:385987962@qq.com


长按,识别二维码,加关注,可评论!

打赏功能开通,作者请加13801448869微信,七天到账后全额转账!